《爱的替身》:以子之名的强奸

《爱的替身》海报

  (突袭娱乐独家专稿 文/云飞扬)这是一卷没有尽头的残酷的浮世绘,无路可走的现世报,让母亲成为献祭的对象。唐晓白导演并参与编剧并导演的《爱的替身》,将镜头对准极度有中国特色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“失独家庭”,只有男人对子嗣偏执的诉求,而无有对任何女人的爱,女人不过是为奴隶、生殖机器的资格,情感的缺失导致本来可积极向上的《清明上河图》花卷,成为冷色调的“清明上坟图”,即便活着的角色,都匆匆忙忙的奔向下一步。步步惊心的无辜者,一而再再而三的被极端的命运,逼向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传统结果里。思想的种子,可以改编人生的剧本,也可以改变他人的命运。她和她即将分娩的孩子注定是要贡献,作为牺牲收获无可逆转的命运。

这是中国电影史上最痛苦的一次分娩,以子之名的强奸,直接将失独家庭的悲哀困境表现出来。杨舒婷饰演的李巧鱼,她的人生在30岁时是最悲催的巧遇。丈夫何满的货车爬上了一个男孩,车翻了,男孩死了。在平庸的世俗社会里,如成泰燊饰演的成永贵,唯一的希望也就是苛求儿子通过“知识改变命运”,然而一场车祸,将所有的梦想、幻觉成为虚空里的泡沫。梁静饰演的梁云珍,早就结扎,不能再生育。愤懑的成永贵斥责瘸腿的何满时,后者慌不择言说“要赔,让我媳妇给你生一个。”冲动之下,成永贵强奸了无能为力的李巧鱼。在这个故事中,李巧鱼最为无辜,她遭遇的境地,再坚强也无法还清法院的判决,又不能救治丈夫,直面被强奸的命运,她选择了隐忍。从这个选择中,我们可以盘点出当前社会诸多恶意、恶政策。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,令独生子女家庭一旦出现意外就难以补救。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,社会保障体系的脆弱,令许多大病、意外的当事人,完全无法承受,更不用说诸多外来务工人员。庸碌无能的成永贵,在李巧鱼和梁云珍面前都是强权者,他凭借着传统的生殖繁衍欲望带来的报复心理,“以牙还牙、以物易物”的夫权观念将女性物化,坦然或迷狂的判决对她们身体的使用权,并且在错位的“代孕”过程中,试图留下被侮辱者。杨舒婷演来在真实的边界,以母亲的本能来包容事件的进展,承受着不可思议的荒诞,爱和恨都既关系着整个社会又锁闭到具体个人,星空之下、红尘之间、燥热的空气里,她行走在不伦的路线上,而观众却又难以“怒其不幸,恨其不争”,坐着说话不腰疼的我们,无法去体味这个人的灼伤感,生活的压力和存在感的虚无,归于实在的“新生命”降临之后的审判。

显然,性别的角斗在《爱的替身》中,男人都获得了当然的成功。成永贵又有了儿子,何满斥责妻子,梁云珍短信里说“离婚”,而李巧鱼放下孩子转身就上火车远离。这次分娩的结果,是恶意的满足,也是不能宽容的注定下场。四个人组成的活生生的话剧,舞台上的形象,没有一个能够坦荡荡直面自己的内心,施暴者、受难者,本来都可以改变故事的走向,而不是将故事变成失控的股市,第二个儿子出生以后,所有人都被钉在了耻辱柱上,这个社会也是如此。社会救济体系的似有还无,法律观念的单薄如纸,养儿防老积谷防饥的现实必要性,认命的朴素价值观,一场意外拖垮一家人,都让不冲动、不泼辣、不撒手的李巧鱼步步心惊的迎接社会观察者唐晓白给出的命运轨迹。李巧鱼是一部分女性的代表,大海般的母性宽纵了男权暴力性的言行举措,值得同情但不能鼓励,她们要学会走新路,很难,也未必有人教,也或许就无从去学。无论如何,李巧鱼这一次分娩的过程,献给被侮辱和被损害的母亲,一如《盲山》、《苹果》、《左右》、《北角》、《万箭穿心》等等电影中中国女性所承担的磨难。

再说回计划生育政策,刚刚执行推广之时,中共中央国务院做出过承诺,政策执行三十年,到期限再做研讨。如今时间已经到了,然而基本上没有大的改变,而中国是生育率早到红线以下,仅仅超过1.0的水准,是完全达不到世代更替的需要。而中国人的晚婚晚育和抚养儿童成本高企的趋势,在未来三五十年内显然也不可能有减轻的可能性。从全球范围内看,东亚东南亚地区已然是生育率最低,内地与港澳台尤其严重。而在内地也有几个地级市长期以来实行双胎化实验,生育率甚至已经低于全国平均数,这就说明二胎化并不能导致全国生育率的上升。根据很多研究机构以各种模式做数据推导,目前即便全面放弃计划生育政策,全国生育率回升到2.1都是不可能的任务。当前,北上广的生育率都在0.8-0.9,处于高度危险状态,不过是凭借外来移民补充缺失的人口,这又导致三四线城市和广大农村地区的空心化,未来社会体系将难以保全。爱与家庭最重要的体现,便是孩子,即便是贫二代、多代,也有指望,否则连孩子都没有的弱势家庭最不匮乏的就是绝望,从这个角度上看,成永贵的罪尤其缘由。